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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忆名录为何少见悲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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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近日,南京大屠杀档案资料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“世界记忆名录”。作为“世界文化遗产”项目的姊妹篇,“世界记忆工程”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3年倡议发起的以保护文献避免被集体性遗忘、被忽视、被蓄意破坏的项目。其宗旨在于,让全世界所有人可以无障碍地接触到这些档案或文件,从而使人类的记忆更加完整。

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截图

  文字的遗产反映了语言、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,它是世界及其记忆的镜象。但是,这种记忆是脆弱的。每天都有一些世界文献遗产永远消失。在和平年代,我们设法保存所有重要的东西,不惜花费超出想象的人力和物力编制应当被保护的建筑、城区、景点名录。从卷帙浩繁档案文献中,加以甄别、筛选。

  正是在这种因素下,联合国“世界记忆名录”应运而生。

  然而,在“南京大屠杀档案”入选的同时,“慰安妇档案”却意外落选。事实上,纵观整个联合国“世界记忆名录”,其中对于人类惨痛历史“讳莫如深”。

  在现有的346项纪录中,直接涉及人类历史惨痛记忆的仅有7项。包括“1817-1834英属加勒比奴隶记录”、“索姆河战役”、“1914-1923国际战俘局罪犯档案”、“华沙起义档案”、“吐斯廉屠杀博物馆档案”、“UNRWA巴勒斯坦难民与视频档案”,以及今年入选的“南京大屠杀档案”。

南京大屠杀纪念碑

  那么,书归正传,为什么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里鲜有惨痛史呢?

  筛选标准偏“文艺”

  1993年“世界记忆工程”在波兰普乌图斯克召开的首届会议达成共识,确定“世界的记忆”馆藏的选择必须基于如下标准:内容、国家的、地区的或国际的重要性、物理条件、背景、危险程度、项目的可行性。所涉及的文献、馆藏之不可替代的性质将由这些标准的组合来确定。具体如下图:

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文件整合

  从“世界记忆工程”的具体评选标准中,可以看出其取向主要偏向艺术史类文献(包括文学、电影、音乐等)、国家历史档案、图书馆馆藏等。所以,名录上既有《格林童话》、《绿野仙踪》、《贝多芬交响曲》,也有《古兰经》手稿、《清代大金榜》、《儒教雕版印刷木刻板》。这些经典文学作品和珍贵历史档案材料构成了“世界记忆”的主体。

  而那些着重刻画人类苦难史的档案之所以少之又少,是因为它们或是战火纷飞中遭到损毁,遭到施暴者刻意的破坏,或是天灾人祸中散轶在世界各个角落,或是随着世事变迁化为陈迹。

  “涉案”国家的刻意阻挠

  事实上,有幸入选“世界记忆名录”的那些惨痛史,也经历过相当坎坷的抗争过程。从2014年3月提名参与申报到最后申报成功,一年多的时间里,日本多次提出抗议,并以影响中日关系为借口,反复要求中国撤回申报。

  早在2014年6月,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就曾公开要求中方撤回申请;2015年10月2日,菅义伟又在记者会上宣称:“在日中两国努力改善关系的时期,中国想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政治利用,令人极为遗憾。”

  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列为“世界记忆”目录后,日本外务省随即强烈批评称,对南京大屠杀史料成功申遗表示“遗憾”,并认为联合国相关机构缺乏公平性。并强调,中国基于单方面的主张进行申请,在档案完整性和真实性方面存在问题。此外,日媒报道称日本政府计划冻结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“资助”。

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

  记忆危机:迷惘的“新生代”

  身为战争的发动国,纳粹造成的惨剧使得德国人注定长久地活在希特勒的阴影下。而1970年,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划时代的一跪,为德国战后历史上写下了极其重要的一章。“华沙之跪”也成为联邦政府与东欧重归于好之路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。

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下跪代表德国求邻国宽恕

  相比之下,二战之于日本,则由于广岛的创伤而兼有了受害者的形象,这使对真相的蒙蔽成为可能,历史的原貌也变得模糊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二战让普通人想起的仍然是广岛、长崎,而不是南京。很多年轻人对“真相”也并不关心。

  时至今日,经历过这场浩劫的人和大屠杀的幸存者所剩无几,有关二战的记忆方式将发生变化。自传性质的回忆将绝迹,我们只能依靠诸如战争遗物、遗迹和纪念碑等物。由此传播和输入的知识绝对称不上是不言而喻的事实,因为它有别于一个亲历者所回忆的过去。

最后的抗战老兵